内监这边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，这不，除了曹化淳、王永祚等少数地位太高、新朝肯定不会留用的内监各自捐银三五万两外，其余内监自以为到了新朝也能为新皇帝服务，所以，即不愿意掏钱助崇祯皇帝编练新军，也很少愿意南逃，进而也很少有人把银子变成飞票----明代太监多为北直隶人----更多的是想办法运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里，以至于顺和店从他们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万两的金银。
其他文武官员大多是首鼠两端的，所以，为了双重押宝，他们也兑换了一些飞票作为后手，这部分银子大约是400万两的样子，因此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福王府仅飞票一项就从北京城运走了价值2200多万两金花银的金银----福王府还从密切控制的典当行、押钱铺里运走了大量的珍物----虽然还不如李自成日后在北京城收刮的那么多，但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。
随后，为了运走这2200余万两银子----千斤大车共计运输了12次、1500车（包含典当行、押钱铺抵押高价的珍物）----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标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标师、趟子手都派过去护卫，还通过前来存银开票的北京权贵走通了京营的路子，让京营专门派出3000人进行护卫，这才压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，将这些财物安全运到天津装船出海（出了海，便有辽海分舰队接应和全程护航），运往济州储存。
而崇祯皇帝这边，由于既讨不到银子，也招不来勤王援军----崇祯皇帝下令勤王后，就唐通所部7000人于三月八日抵达北京，其余各部均未听命----所以，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，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祸以图兴复，留下阁臣辅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敌的奏疏进行讨论。
然而会议一开始，内阁首辅陈演就坚决反对李明睿的奏疏。
遭到首辅拒绝后，正二品左都御史李邦华站出提议“皇上即不南迁，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（南京）”,同时言明“臣与有识筹之已熟，惟上速图之”。
崇祯初次听到这个提案时，其实已然心动----天子留守北京以表明不放弃宗室陵寝，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后，便能有机会再寻求移驾南京----但正当崇祯皇帝准备赞同此议执行时，熟料从七品阶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竟站出来反驳称“奉太子往南，诸臣意欲何为”！
一句话，诸臣拥戴太子南下，便是准备另立新君，有不臣、谋反之企图。
这句话一出，众臣若再站出来提议南迁便如同造反，所以当时无人再敢发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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