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盛夏拎着自己的行李包，乖巧地应了声“哦”，跟着余知崖上了三十六楼。
余知崖的公寓有150多平方米，只有一间客卧，除了严盛夏还没别人住过。他熟门熟路进了房间，觉得还是困，脱掉外套一头栽倒在床上。
“这么困？飞机上没休息好？”余知崖见他状态一般，跟过来问了几句。
“起飞前咖啡喝多了，飞机上没睡着。”
“快五点了，你最好熬一会儿，不然晚上睡不着。”
严盛夏打了个哈欠，脸颊微微鼓起：“你又不陪着我，熬不住！”
今天晚上的家宴余知崖必须亲自出席，没法推脱。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问他：“要不要一起去？可以早点回来。”
严盛夏不擅长也不喜欢商业应酬，甩甩黑色脑袋：“不去。”然后抱怨道，“昨天半夜和丁笙他们去北伦敦的一块墙面上搞涂鸦，弄到凌晨三四点。结束后他们去酒吧，丁笙硬拉我去，一直喝到早晨快六点。丁笙说没搞完，今天晚上还再继续。你知道他们七八个人围着一片墙，叽叽呱呱好吵，我穿的又不多，快要冻死了。”
伦敦昨天半夜只有一度，他一件厚夹克，完全抵御不了高架桥下阴冷凛冽的寒风，差点冻成冰棍。没办法，严盛夏嫌羽绒服太臃肿、冲锋衣又太丑，大冬天都是夹克大衣。十几岁时在万海有人给他开车有人护着，去了伦敦可没那么周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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